“你的邻居是纳粹！你的邻居是纳粹！……”美国克利夫兰一名退休祖父被遣送至以色列接受审判，他被指控是臭名昭著的纳粹死亡集中营守卫“恐怖伊凡”。当一个案件被四个政府过手（苏联，美国，以色列，德国），背负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一段。时隔四十余年，从残破的漏洞百出的故纸中试图追寻真相不得，转而投向比一张反复使用的黑白小照更生动亦是更扭曲，似是而非的受害者证言。站在被告席的，曾经的纳粹党卫军，而今一个垂垂老矣的退休汽车工人。他所要接受的审判，两万八千条人命，亦似乎是今人审判古人，无知者审判亲历者，乃至于似乎是在审判历史本身。
我想这部纪录片最让人心痛的地方。不止是纳粹的罪行如何令人发指。而是当受害者确定无疑掷地有声地讲述他们人生最悲惨的黑洞，那吸走他们一生，摧残他们一生的记忆时，他们自身的记忆却毫不留情开了个玩笑。妻儿惨死，是一生都不可忘记的仇恨。但儿子叫什么？当老者张口结舌的一刻。最重要的东西似乎一瞬瓦解。应报理论，威吓理论，矫治理论，如此种种，是刑罚得以成立的基础。在这个案件中，凶犯隐姓埋名数十年，再无进行犯罪的迹象。家人都爱戴他，甚至坚持不相信他可能是那个恶贯满盈的罪人。对于一个几乎没有行为能力的老人，对他本人惩戒的意义早已微不足道。复仇，弥补受害者，似乎已成为最重要的理由。但当受害者证词因时间，因应激的巨恸变得不再可信。他也许犯下罪恶，但很可能并不是受到指控的那个人。而刑罚却因为罪行之沉重，唯有不可逆的绞刑。而这场复仇，也模糊到不再是具体的个人对具体个人的复仇，更像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复仇。如何选择？这似乎已不再是法理的困境。而变成一场道德困境。在这场道德困境里，各人做了各人的选择。法官说，他只专注在宣判，已经不知道周遭如何反应。仿佛是比喻，当你被卷入历史时，你的立场决定了你的视点，管不到，也最好不要管，全貌如何，真相如何。你可能因为感情盲目，也可能只是在说谎。假的宣言裹在真的立场中，好像无伤大雅，也可说成一种尽力而为。毕竟做不爱做的事情才叫努力，睁大眼说bull shit也是努力一种。慕尼黑检察官对幸存者证言是否可信的回答，“在德国，我们有白纸黑字，但在这个犹太人国家，你们要相信你们的幸存者。”这算什么意思呢？约翰的直接上司，一个汽车工厂的工薪阶级，说出了全片最直白的大实话。NASA把人送上月球的科学家也是一个“好纳粹”。他们就是美国梦的一部分。美国人不在乎。讽刺的是，主持重启对约翰调查的美国官员自豪强调，他们成功将约翰押送到德国时，化用了宇航员登月发回的第一句话。言犹在耳。真相对人们真有那么重要么？尤其是，真相并非确凿的一句话，而往往长篇累牍晦涩难解，充满了反复，仿佛冗余，最终还词不达意。约翰的孙子说，我们站在历史的那一刻，每个人，都会做同样选择。我想这恐怕是所有阅读历史者的千古难题，尤其题目考察重点在良心底线道德水平，而恐怕与答题者对自己良心的自信心完全无关。我想我永远无法忘记看《朗读者》时的震撼，凯特·温丝莱特饰演的女纳粹，战后摇身一变成普通的列车售票员。Devil next door. 究竟一个沉默守序的凡人是他真正灵魂，还是以杀人取乐的恶魔呢？站在此刻的我不知该如何理解，无体验，也真心希望不要体验。无论司法或者舆论，一次次全情投入，到仿佛胜利的时刻，却落入失望。真凶在哪里？真凶淹没于人潮，而人潮汹涌。有良知的人，备受天平两端摇摆不定的煎熬。受害者，永远无法抚平伤害。义愤者，一腔义愤似乎空付。而辩护律师，一个被威胁乃至坠楼身亡，一个被直接泼了硫酸。漫长的司法流程，只为对付一个已近残年的老人。而最终因为老人的死亡，连白纸黑字的司法定论都终告失效。这似乎就是现实。不由想到马伯庸的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。一切滔天的喧闹，各方站定立场，或者只有立场才是唯一现实，真相反而变得不足为道。于是正义渐渐模糊不清，审理过程即是无休止的拉锯，仿佛菜市场你一元我一角的讨价还价。在这过程中真有胜利者么？似乎人人皆付出代价。但电视转播，整个社会广泛关注的一场司法秀，又好像一场释放，一场狂欢。你甚至很难说，这一切到底有无意义，就像日常种种，热热闹闹，哪怕是吃屎，大家各分一杯羹，怀专业精神热切信念将其吹成山珍海味。生活还在继续。但这案件却又足够奇观，足够浓缩，因而加倍震撼，也在车马散尽时感到愈发无奈。像是拗不过万物之道的无奈。PS。柏林墙倒塌那一段的BGM是什么？非常熟悉。脑内单曲循环一整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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